曾经4万亿,如今40万亿!如此大手笔令人瞠目结舌……
来源 : 公开网络
作者 : 公开网络
时间 : 2021-02-05


塑库网--消息,首先是在朋友圈里看到“全国31省份推出40万亿投资蓝图……”开始还以为自己看错了,记得今年1月,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19年我国GDP是99.09万亿元。

现在你要花掉一半的钱,“老兄,有没有这么多钱呀,真当自己是大款啊!”。

上网一查,果真、确实,不是标题党夺眼球。



●今年的疫情已经对经济形成重压? ●

2019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7.8%,拉动经济增长3.5个百分点,连续6年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新冠疫情导致消费下降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力度很大。

其次,各地可能面临“用工荒”的问题,国内多地封城封村,2亿多农民工延迟返程将影响多个行业。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受冲击比较严重。

两者,疫情将影响产业链上下游衔接密切的企业。用工荒和各地开工时间不一,导致原材料、交通运输问题影响部分企业的正常生产。

武汉作为1400万人口的二线城市,是中国制造产业链上的关键一环,与武汉关联密切的产业链下游企业可能会面临断供停产的问题

在武汉,有着诸如博世、伟巴斯特、安波福、法雷奥、霍尼韦尔、伟世通等多家大型国际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的工厂,它们的产品涵盖发动机、变速箱、底盘、车身、电子系统等各个领域。

2020年1月春节期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湖北制造业全线停摆,有约1300家汽车零受影响,随后整个中国汽车供应链上大部分企业陷入“暂停”状态,并迅速波及全球。在汽车生产的产业链中,中国虽然未占据顶端,但门类齐全的中国造零部件已经渗透到各个环节,地位稳定。

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以下简称乘联会)统计结果显示,2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同比下滑80%,1-2月累计零售量初步预测同比下降41%。 

●是我们反应过度还是未雨绸缪? ●

目前新型肺炎还在中国以及全球肆虐,到底影响如何很难预计,不过我们可以看看当年SARS的影响,做一下参考。

2003年SARS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体现在第二季度,造成当季GDP增速短暂回落2个百分点……

截止2003年8月16日,中国内地累计报告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病例5327例,治愈出院4959例,死亡349例。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数据显示,全球累计非典病例8422例,涉及32个国家及地区,死亡人数919人。

而目前的新型肺炎疫情呢?

截止3月16日,中国累积确诊81078,死亡3218, 全球累计超过10万,海外累计确诊87775,死亡3286。

所以,亚历山大呀!

由于疫情对造成的紧迫压力,为完成经济增长既定目标,各地方纷纷提高基建投资力度提振经济。

据澎湃新闻不完全统计,除天津、内蒙古、新疆、海南、辽宁、青海等地尚未公布整体投资计划外,全国其余省份所公布投资总额已经超过40万亿元。

综合对比全国各省份公布的投资计划,交通、能源等大基建项目仍占较大比重。

●“新基建”火了 ●

对于40万亿,许多人认为新时代应有新特色,因此一种“新基建”的观点不断被提及。

主流观点认为新基建主要包括以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为代表的数字型基础设施建设。还有机构将新基建划分为七大领域:5G网络、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



2018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城际交通、物流、市政基础设施等投资力度,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短板”。自此,“新基建”的概念开始逐步升温。

到了 2019 年,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不仅频频出现在官方口径中,同时也在实际操作层面得到充分体现。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吴琦表示,2019 年投资的重点在于基础设施建设,在传统基建对于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有所减弱的背景下,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将在稳投资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建设也将产生长期性、大规模的资金需求。

甚至还有声音认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成为 2019 年投资领域的重中之重。

2020年3 月 4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决策层强调,要加快推进国家规划已明确的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其中要加快 5G 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这短短的一句话,让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再次成为热词。

●现在的40万亿是“新基建”吗?●

新基建既然被党中央一再提及,一定是好之又好的事情。那么40万亿都集中在新基建,是吗?我们对新基建的投资规模做一个粗略估算。 

5G基站:估算投资规模约2400-3000亿。

截至目前,已有25个省市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及新型基建,其中21个地区表示推动5G建设与布局等相关工作,并有8个地区明确规划了年内计划新建5G基站的数量,合计约27.6万个。考虑到联通与电信2020年前三季度的5G基站投资计划为25万个,移动建设计划为30万个,因此保守估计2020年全国5G基站建设量将约为60万个,每个基站成本平均约为40万-50万元,共计投资规模约为2400-3000亿元。

特高压:估算投资规模800-1000亿。

2月,人民网(20.690, -0.71, -3.32%)报道国家电网全面复工一批特高压重大项目建设,总建设规模713亿元;新开工一批工程,投资265亿元,共计约千亿规模。近日,《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0年重点工作任务》中进一步对年内的特高压建设项目给出了详细的规划:年内确定开工建设与确定建成的特高压线路共计12条,投资规模共计约1500亿元,此外还有年内确定核准的特高压线路1条,投资规模约300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统计的是“投资完成额”,考虑到特高压建设期时长问题,近2千亿的投资规模预计将于2-3年建设完成,但设备投资等更多位于前段,估计2020年特高压建设年内正常投资规模在500亿以上,考虑到本文主要是测算可能空间,我们按乐观区间800-1000亿的范围。

城际高速与城市轨道交通:估算投资规模5400-6400亿。

据各地区发改委数据统计显示,2019年12个地区的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地铁、有轨电车)获得国家及省市发改委批复同意,涉及到的城轨交通线路约有 59 条,总的项目投资额约 9700 亿元。其中约29条线路已处于在建状态(2条进入试运营期),其余约30条线路预计将在2020年全面施工。考虑到城轨建设周期通常长于一年,预计年内投资规模将为总投资的40%-50%左右,即2020年城轨投资规模预计将达4000-5000亿元左右。

对于城际高速,据发改委、国铁集团数据统计2020年开工与续建的城际高速公里数约为1134公里,根据不同时速,单位成本约为0.87~1.29亿元/公里,故2020年城际高速投资规模预计约在1400亿元左右。

新能源汽车充电桩:估算投资规模200-300亿。

截至2019年底,全国公共充电桩和私人充电桩总计保有量为121.9万台,其中公共桩51.6万台,私人桩70.3万台;同期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约为381万台,车桩比约为3.1:1,而私人车桩比约为5.4:1,普及率明显落后于2015年《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指南(2015-2020年)》规划近1:1的车桩比。

根据国家能源局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预测,预计2020年将新增约公共充电桩15万台,其中公共直流桩6万台(成本约为3~3.6万元),公共交流桩9万台(成本约为2~3千元);预计新增私人充电桩约30万台(成本约为2~3千元),新增公共充电场站约8千座。照此假设,2020年新能源充电桩建设规模预计约为200-300亿元左右。

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估算投资规模1200亿。

除上述4大领域外,其他领域分别是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



对于大数据中心,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统计由于增值业务快速增长,2018年中国IDC业务市场规模突破千亿元,同比增长29.8%,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预测,未来IDC市场规模仍将保持高速发展,若保持前期增速,预计2020年相关行业市场规模将达约1600亿元。

对于人工智能行业,国务院于2017年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战略目标,至2020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500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1万亿元。基于此,各省市也针对人工智能提出了“十三五”规划,其中有12个省市对人工智能核心产业提出了发展目标,合计约4290亿元,大于国家中的1500亿目标。因此,2020年人工智能相关核心产业规模预计将达至少5000亿元。

对于工业互联网,据2019工业互联网峰会上工信部副部长发言,据测算2019年我国工业互联网产业市场规模达4800亿元,较2018年增长6.64%。同期,工信部在《工业互联网网络建设及推广指南》中提出工业互联网发展目标,到2020年形成相对完善的工业互联网网络顶层设计,初步建成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和技术产业体系。因此,预计2020年工业互联网市场规模仍将保持高速增长,若保持前期增速,预计2020年市场规模将达至少约5200亿元。

对于 “新基建” 的火爆,有行业研究人士保持警惕。

比如,国泰君安研究所全球首席经济学家花长春明确指出,“新基建” 发展空间巨大,但不足以撑起稳增长;因为 “新基建” 项目在逾 17 万亿 PPP 项目库中占的比例很小,不足 1000 亿元,占比只有 0.5%,因此,实际上政府将会以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工程等 “老基建” 托底复苏,以 “新基建” 为主要推手,即 “老基建复苏、新基建加力”。

另外,也有声音认为,新基建是我国在 2020 年对冲疫情和经济下行的良药。比如,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任泽平认为,我国应提前做好项目储备,疫情后大搞基建减税,对人口流入地区的都市圈城市群可以进行适当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他还表示:

怎么对冲疫情和经济下行?其实最简单有效的办法还是基建,“新基建”,短期有助于扩大需求、稳增长、稳就业,长期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提升竞争力,改善民生福利。因此,新基建占比小,要完成40万亿,估计还要依靠老基建。

新基建决定方向和弹性;老基建占比大,决定速度和稳定性,这对2020年经济来说,也许二者都不可或缺。

●方向定了,计划做了,钱从哪里来? ●

我们知道,搞基建要钱呀。

一般而言投资的资金来源可以分为:国家预算内资金、自筹资金、国内贷款、其他类资金。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提出:“地方出再多的项目,核心的问题就是钱从哪来、打算怎么还?需求可能是无限的,但支付需求的能力是有限的。”

上述地方发改委人士还没有找到解决路径:“政府哪有钱?地方现有财政,只够维持行政事业单位,政府机关运转和人员工资。另外,政府必须投资的是卫生和教育,至于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或者新兴产业方面的投资,政府拿不出钱。”

张燕生介绍,为应对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从1998年到2002年,中国曾通过发行特种国债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内需。四年多时间,财政支出8000亿,撬动3.2万亿。但是这期间包含结构性调整的政策,亦尊重市场经济的规律。



他说:“比如说1998年我们到某省去做项目稽查的时候,就发现资金来源上,中央财政、地方财政、政策性银行全部到位,但该省的商业银行一分钱没到。当时商业银行的行长跟我说了,应对危机是政府的事情,商业银行要遵循商业的规则和市场的规则,商业银行有风险的管理和盈利的要求。我们回到北京向有关方面汇报的时候,北京方面充分肯定了当地商业银行的表态。”

在张燕生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可以看到,中国不仅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而且完成了中国经济体制上的一个转型。

很快,从2003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黄金增长期。

张燕生认为,2008年凡是发生危机的国家都是杠杆比较高的国家,2008年底,中国的宏观经济杠杆率只有142%,是处于非常健康的水平。但当时中国资本市场的反应很疯狂——2009年上半年的股市,充斥着泡沫和狂热。中国的宏观经济杠杆率也加到了现在的250%。那时的部分地方债到现在都还以新债的形式或各银行的不良债负担着。

因此,此次投资不管方向是什么,首先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在精准战疫有序复工的同时,需要合理加大投资力度推动高质量发展。这是张燕生为现阶段经济复苏开出的药方。

大岳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金永祥对经济观察报表示:“接下来,实际上政府能获得资金手段基本就三块——土地出让收入(对应基金预算)、债券(特别是专项债券)、PPP。”

此前财政部曾表示,专项债要增加额度。但在金永祥看来,靠专项债来解决问题的空间有限,并且发债项目仍需进一步规范。

而PPP相对于基金预算和专项债,弹性空间更大。在专项债对民营经济形成的挤出效应背景下,民营经济的发展,依旧需要PPP。



上述地方发改委人士亦认为,靠现有社会资本来投资、来建设,再靠项目本身的经济效应偿还建设项目的投资,是一条可行路径。

不过,历经2017年之前的高速发展、近两年的打压以及速冻之后,2019年底,PPP推出的项目量只有2017年底的百分之二十多。

当地方政府寻求投资资金之时,管清友提出一条新思路:“除政府投资之外,我觉得消费券是可以尝试的。”

他以一个省为例,表示每个居民可以把投资额度折合成钱,再以融资的规模,给每个人发钱。

管清友对此心存期待:“我觉得咱们从来没有尝试过,我是特别希望咱们某个省,哪怕是规模小一点的省份,能够尝试一下这种方式。”

●不同声音 ●

在新基建成为关注焦点的同时,也有经济学家提出应谨慎看待需求端刺激。

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就刊文指出,疫情对中国的冲击主要在供给方面,当下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复工复产过慢,而非需求不足。用刺激需求来解决复产不够供给不足的问题,无疑是缘木求鱼,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导致通胀高企,杠杆上升,投资效率低下,金融风险上升等种种问题。



陆挺呼吁,应警惕借疫情呼唤新一轮大规模刺激基建、地产和汽车的计划。要从长计议,更加注重投资效率,防范风险,追求可持续的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他认为,上一轮刺激政策直到2018年才逐渐退出,现在离上一轮刺激的时间较短,开启新一轮刺激的边际效果可能会大打折扣。

不过陆挺建议,这次疫情暴露出中国不少大城市缺少基本的防疫设施和能力,疫情之后可在一定规模以上城市新建永久的而非临时的防疫中心兼传染病医院。从而做到既拉动内需,又做到防患于未然。

中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表示,疫情过后基建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稳定器,基建投资增速如果能够显著回升,对经济有正面带动作用,效果会比较明显。

徐高分析称,2013年至2017年间,中国基建投资增速曾一直维持20%高位,2018年后开始迅速降低,“现在看,今年基建投资增速肯定要回升了,如果能回到20%高位,对经济将有非常明显的带动作用。”

●警惕4万亿后遗症 ●

回到2008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4万亿投资,是一个教训。

当年中国4万亿刺激计划,全球各国政府至今都非常感谢。我国在那两年是有了大面子的,当然自己的里子则一塌糊涂。时至今日,那场4万亿给我们留下的是:彻底泡在水里的如山债务,还有不知道用多少时间才能彻底消化完的过剩产能;当然也给我们带来了今天的供给侧改革。



2008年以来,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代表、以房地产消费为核心、以重化重工上游产业为依托的政府及企业集群强行扩表、加杆杆,形成了国内以债务扩张拉动经济的结构与体系。随着房地产价格见顶、企业现金流羸弱、债务规模的过于庞大,经济增长下行与债务紧缩并行,直接导致了私人部门(包括企业与家庭)的信用收缩,全社会去杠杆,并陷入流动性陷阱,导致了全社会陷入“债务-通缩”(lrving Fisher)与“资产负债表衰退”(辜朝明)的最大困境。

自危机以来,在4万亿财政政策刺激下,央行资产负债表快速扩表、国内社融规模迅速扩张,形成了以人民币贷款规模放量支撑社会融资总额,并促使企业及政府部门加杠杆的传导机制,最终导致了国内债务规模直线攀升。

首先,央行资产负债表扩表,货币规模增幅超2倍;同期M2的规模增幅GDP增幅2.2倍。截止15年末,央行M1供应量为40.1万亿元,M2供应量为139.2万亿元;08年年末M1、M2总额分别为16.6万亿元、47.5万亿元,7年间,M1规模增加2.4倍,M2规模增加2.9倍。从M2与GDP增速对比看,截止15年末,同期M2扩张规模为91.7万亿,而同期GDP增长规模为35.99万亿,7年间M2规模增幅是同期GDP增幅的2.5倍。



其次,为了维持债务,6年间社会融资规模高速增长、增幅接近200%。自10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和节奏”后,社融总额的快速膨胀,成为支撑上一轮以房地产为核心的、重化重工等基础产能产业扩张的表征。13年社会融资规模高达17.32万亿,07年社融规模仅为5.97万亿,7年间规模增幅高达190.12%。



再次,地方政府负债投资,债务规模翻番。07年到14年,地方部门政府总负债增加了16.4万亿,达到30.28万亿,增幅为118%。从政府负债结构上看,12年以来,市县两级政府债务规模迅猛扩张,较12年分别增加0.6倍与1.3倍,成为近3年来国内债务增长最为迅猛的部门。



第四,企业加杠杆扩张,负债规模增长222%,企业部门杠杆率飙升。08年以来,在财政扩张、央行放水以及商品与价格上涨等因素的驱使下,企业09年与11年连续两轮加杠杆,负债增加、产能扩大。截止15年底,国内非金融类企业部门总负债高达201.87万亿,较08年增长3.2倍,企业部门杠杆率上升了24个百分点,达到123%。

最后,与其他部门和其他国家相比,国内居民部门杠杆率虽然较低(36.4%),但同样经历了杠杆率的快速提升。08-14年间,居民部门杠杆率从18.00%上升至36.40%,升幅超过100%。值得庆幸的是,全球横向比较来看,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在主要经济体中处于最低水平;当然,在国内政府、非金融企业和居民部门中,居民部门杠杆率也是最低的,这为正在推进的供给侧改革留出了一定的腾挪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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