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供应链在悄然改变
来源 : 公开网络
作者 : 公开网络
时间 : 2021-01-28


自从3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以来,中国以外的世界疫情加速上扬。意大利、西班牙、加拿大等国纷纷宣布“封国”,采取全面管控模式;美国、法国、德国也开始放弃先前放任自流的模式,转向局部管控模式。



疫情之下,全球各行业陷入一片”黑暗”。

 3月24日,国际奥委会和东京奥组委发布声明,决定将东京奥运会延期但不迟于2021年夏天举行。这一举措将深刻影响全球体育赛事的举办周期。在此之前,欧洲杯、美洲杯宣布延期,NBA、CBA以及中超等多个职业联赛均已停摆。

在世界卫生组织(WHO)将这次肺炎疫情正式定性为“全球大流行”(Pandemic)的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30天的欧洲旅行禁令。

突如其来的禁令打了欧美航空公司一个措手不及。美国和欧洲分别是全球第一大和第三大航空市场,而往来两地的大西洋航线是全球最繁忙、利润最丰厚的国际航线。

全球航空业面临超1130亿美元损失。接下来,全球航空业格局可能会经历一次影响深远的重塑。



亚太航空中心(CAPA)发表文章称,新冠肺炎将使得大多数航空公司会在5月底之前破产,“有些公司已经陷入技术性破产的境地,至少出现了实质性的债务违约”。

达美航空、汉莎航空、英国航空以及法荷航集团旗下的荷兰皇家航空都陆续表示有裁员计划、并且正在积极寻求政府以及银行的援助。

前维珍大西洋航空高管Paul Charles认为,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欧洲航空业势必会发生大规模整合。

从2月底开始,波音和空客的股价短短一个月时间下滑超过50%。波音1月没有新订单,而空客2月没有新订单。

对于汽车行业,这是一个寂静的春天。

车间里轰鸣的机器安静了,忙碌劳作的工人消失了,道路上的车流凝固了,昔日源源不断运往全世界的汽车也难觅踪影。



全球20家车企在26个国家的上百个工厂停工停产,超过1400万名车企工人暂时歇业,全球汽车销量或降至自2013年来的最低水平,美股上市车企在短短一天内市值缩水3000亿元。复苏趋势刚刚冒头的中国车市,紧接着又迎来第二波海啸侵袭。



疫情对供应链的冲击

全球最大的商业协作平台Tradeshift支持190个国家的150万家用户公司产业链对接,包括世界500强中的150家企业,每年促成5000亿美元的交易。根据平台上交易量支付数据的分析,由于新冠肺炎抗疫而造成的工厂关闭,在1月和2月之间,使得中国通过其平台处理的国内和国际交易量下降了17%。

其实2008年之后,以制造业迁移为特征的第五次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的重构已经悄然启动,并且发展越来越快。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原材料等要素价格上升等因素,我国成本驱动型制造业开始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以及东南亚、南亚等生产要素价格低廉的国家转移。

以汽车零部件制造业为例:全球80%以上的汽车零部件和中国制造相关,2019年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出口额超过600亿美元,其中外资企业在华子公司对外出口占比超40%。美国每年从中国进口汽车零部件超过100亿美元,数额仅次于从墨西哥的进口;日本此次新冠疫情前从中国进口汽车零部件年均超过3000亿日元,相当于“非典”时期的10倍。

不仅仅是汽车制造,在其他领域,中国的供应链地位同样“举足轻重”:在电子制造和机械制造领域,中国占全球出口总额约23%,占全球进口总额约13%;在纺织和服装领域,中国占全球出口总额近40%。随着中国营商环境、基础设施等快速发展,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制造业进出口依存度逐年提升,中国也将在世界制造业供应链体系中占据愈加重要的地位。

疫情已经影响到了中国制造业的正常运转,也给全球制造业供应链带来了一定危机。



首先是库存受到影响。制造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以实现“零库存”为目标,减少库存。疫情使得企业生产走向柔性化过程中,实现“零库存”和库存不足导致经营互相矛盾。

目前向韩系整车厂供应相关零部件的一级、二级供应商合计有40家,其中虽然38家已经复工,但复工率仍低于60%。若供应持续出现短缺,仅现代、起亚两家车企在中国的产能,就将面临近5万辆的供应减少,导致的销售额损失将超过1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8.8亿元)。

在尚未实现全面柔性化生产之前,是否应该保证适当的库存以应对紧急情况是在本次疫情中出现的需要反思的一个问题。



其次是企业外迁。疫情引起的全球制造业供应链体系出现不稳定问题,若不能及时解决,将导致更多外资企业转移生产线,对我国经济造成一定冲击。迁移方式有两种,一是在武汉的外国企业迁往其他低成本国家,另一部分是迁回本国。譬如伟福科技(本田CR-V供应刹车踏板的供应商),于1月底宣布将其在武汉工厂的产能转移至菲律宾工厂。

日本大金工业表示正在考虑将商用空调的组装从武汉迁至马来西亚或其他国家,如果复工继续延迟,可能会将压缩机等关键产品的生产转移至日本或泰国。富士康为完成苹果公司订单,1月底已经制定了相关条款,将一些生产工作转移到印度和中国台湾。日本运动服饰公司Asics表示正在准备将在武汉的外包生产转移至越南和印度尼西亚。

疫情还使得供应链收紧。供应链紧缩会导致我国供应链紧缩导致的资金链紧张,制造业国际供给能力下滑。

如果疫情持续发酵,我国制造业将面临供应链紧缩、产线停摆、订单减少以及资金无法周转等问题。随着疫情的持续发展,什么时候复工、什么时候能恢复百分之百产能,成为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由于疫情可能会导致其全球供应链存在断裂风险,缺乏新增产能有力支撑等因素,我国制造业供给能力会出现一定下滑。大规模的停工导致劳动力闲置的同时增加了企业的用工成本和偿债负担,加之生产能力不足增加违约风险,直接导致订单不能如期完工,企业面临违约风险,这些都是企业未来发展的不利因素。此外,疫情也将导致制造业各生产要素环节的GNP(国民生产总值)下降。

● 真正影响中国供应链地位的是逆全球化

虽然受到疫情影响,部分企业有意将生产线迁移至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但是一方面这些国家自身体量太小,所能支撑的供应链网络与中国相比差距过大。另一方面转移到这些国家的企业如果对制造业供应链相关环节需求度高,还需向中国进行采购,其本身生产弹性低,和中国实质上形成了相嵌的关系,很难独立于中国制造业供应链,向大规模协同方向发展。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杜大伟表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全球约四分之一的制造业增加值都在中国产生,因此说生产线将大量转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拉迪指出,企业转移供应链成本是昂贵的。疫情退去之后,企业可能会评估供应链的下一步投资。如果部分企业在未来投资中选择将供应链移出中国,它们可能将承受更高昂的成本,这会让其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留在中国或是更优选择。
同时,由于中国供应链体系时间长、链条完整,其中涌现出来的工匠生产经验的理解力、领悟力、判断力是其他国家所欠缺的,也正是这些“手艺”,让中国的供应链网络难以被其他地方替代。

尽管如此,新冠疫情确实给部分企业的供应链带来了不确定性。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副会长彭捷宁日前表示,从特朗普政府对华加征关税开始,他们从200多家会员企业看到的一个趋势是:它们认识到在供应链方面过度依赖中国的“巨大风险”。很多企业已经开始考虑在中国境外进一步投资,以分散未来的风险。



彭捷宁说,这并不意味着企业转移现有在华供应链。他说:“我认为新冠病毒并不是企业转移供应链的‘拐点’,而只是表明,过度依赖任何一个市场对于任何全球化的企业都是有风险的。”

也有专家提醒,如果疫情持续时间较长,对供应链转移的影响也会更大。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斯蒂芬妮·西格尔日前撰文称,如果疫情得到控制的时间被推迟,将导致更为严重的供应链中断,这可能会成为促使企业在中国之外寻求多元化供应链、造成供应链“更加永久性的改变”。

全球经济会大衰退吗?



参照1918年西班牙流感、1957年的亚洲流感以及1968年香港流感,本次疫情的持续时间有较大可能超过半年,疫情扩散叠加油价暴跌将对全球经济形成显著冲击。

疫情与油价共振引发市场对全球经济衰退的预期快速升温,市场进入新一轮的“risk off”模式中。当前疫情的拐点尚难判断,油价短期难有明显恢复,“risk off”的模式或许仍将延续。

北京时间3月19日凌晨,美股盘中再次触发熔断,标普500指数跌超7%,暂停交易15分钟,为近两周来第四次熔断,也是1988年设立熔断机制以来的第五次熔断。

我们知道,美国家庭财富有80%直接或间接和与美股有关,美股的暴跌会让美国家庭的财富迅速缩水。同时,美股暴跌让美国不少企业陷入困境或破产,美国工人的收入降低。这样,美国家庭的财富缩水,收入降低,势必影响消费,而美国GDP主要是靠消费支撑的,因此,美国暴跌会导美国家庭消费降级,对美国GDP形成巨大的冲击。

美国经济分析局开始计划宣布,美国经济步入衰退期。大部分美国研究团队认为,美国经济在消费和投资下滑的带动下,一季度将出现零增长,二季度可能出现高达5%的深度衰退。深受疫情冲击的德国、法国、意大利以及西班牙,一季度有很大可能进入负增长区域,连续两个季度负增长的衰退无法避免。

为保护经济免受新冠疫情的影响,美国、英国、加拿大等主要经济体都紧急出台了降息政策,美联储连续降息最终降为零利率,3月23日,推出了7000亿美元的大规模量化宽松;3月27日,美联储在早前7000亿美元购债计划基础之上,再度推出一项范围广泛的无限制量化宽松举措。这轮无限制量化宽松政策,最引人注目的是美联储将购买无限量的政府债券和投资级公司债券。

英国央行本月两次紧急降息至0.1%的历史低位。欧洲央行虽未降息,但是首席经济学家连恩也表示,如果需要,欧洲央行仍保留进一步降息的选项。

中国央行并未加入全球“降息潮”,而是宣布实施定向降准,释放长期资金5500亿元,同时开展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1000亿元,利率不变。

从目前数据来看,除中国已经成功步入疫情恢复期,其他国家都没有出现拐点,特别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刚刚步入加速期。世界疫情大流行和加速爆发已经成为定局。



很多国家由于经济和政治的考量,在疫情初发期选择“佛系”管控模式或“群体免疫”管控模式,但这些国家一旦疫情步入加速期,会引发群体性恐慌和骚乱,民粹主义的政治格局必将迫使各种“佛系模式”或“群体免疫模式”逐步向全面管控的“中国模式”靠拢。这个转折点可能出现在感染率达到万分之一的临界点前后,大规模感染导致社区和机构出现恐慌,“保经济”的目标将全面转向“控疫情”。目前,英国卫生大臣、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发出明确的策略转变的信号。

在美联储全面降息150个基点并重启QE之后,美国政府依然无法挽救美国股市,这促使美国决策者终于认识到,如果短期不控制住目前疫情全面蔓延的态势,也就无法挽救美国经济和金融。因此,在新冠肺炎的高感染性和高传播性的冲击下,各国政府改变防疫政策、全面管控疫情将是大概率事件。

这种管控模式在世界范围的普及,不仅将给全球旅游业和航空运输业带来致命冲击,更为重要的是,将在这些国家产生休克停摆效应。这种停摆效应不仅将导致各国经济短期下滑,同时也将导致供应链和产业链遭受深度创伤甚至断裂,使世界经济出现短期停摆和中期衰退。

如果全球主要经济体出现经济社会休克停摆,这将是经济全球化时代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极端事例。我们不能用以往简单的“外部冲击—金融危机—经济萧条”模式来认识当前的世界经济。

即使没有全球金融危机,在经济社会休克停摆效应的作用下,全球经济出现中期深度衰退也是大概率事件。其传导机制大致分为以下几个路径:

一是世界各国和国际间的接触性经济出现断崖式下滑,需求和供给同步快速下滑;

二是在人流控制下,疫情国家的供给体系崩溃,导致以这些国家为主体的产业链、供应链削弱或断裂,进一步导致世界供给和需求的同步回落;

三是预期前瞻性地释放,导致股市大幅度下挫,在风险情绪极度收缩的作用下,出现流动性收缩和资金链问题,企业在盈利下滑和传统资金链收紧的双重压力下出现违约,导致债务链断裂,出现债市、汇市的全面动荡。



这几个方面的传导机制,将导致世界经济衰退有别于一般的经济衰退。

一是百年未有之疫情具有超级不确定性,从而使后续的冲击效应依然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

二是疫情传播的高速性导致停摆效应,具有强烈的“灰犀牛”特性,使金融市场难以在短期内提前一次性释放悲观预期,经济的断崖式变化很可能在金融大动荡之前发生;

三是缺乏有效的国际协调机制,将使疫情控制难度提高,疫后经济恢复成本异样高昂。总体来说,短期下滑深度将大于一般经济危机,但如果没有其他次生冲击,中期效应将弱于一般经济危机。

如果各国管控模式趋同化,它所带来的世界经济短期休克停摆效应,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可能超越一般金融危机,特别是在当前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体系高度发达的全球化时代。

核心原因不仅仅来自于经济社会停摆带来的直接损失,更重要的是,在各国民粹主义泛滥和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时代,要重启已经停摆的全球分工体系、产业链和供应链,必将带来超级成本。各国经济重启的不同步必然导致恢复期十分漫长。

在其他行政协调能力远远低于中国的国家,休克停摆效应所产生的冲击将更为剧烈。

目前,股市动荡和经济下滑带来金融危机的叠加,下一步世界经济的至暗时刻就会到来。因为它会从根本上终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的“债务驱动模式”,使全球“低利率、低增长、低物价、高债务”模式崩溃。全球高达253万亿美元的债务总额和高达322%的债务率,必定难以承受疫情带来的超级外生冲击,金融链最为薄弱的环节必然出现断裂。

当前,全球股票市场的调整只是“低利率、低增长、低物价、高债务”模式变化的第一步。高达30%左右的股市下跌,仅仅提前释放了悲观的预期,并对过去几年企业趁低利率水平大规模发行债券以回购股票的套利模式进行修正。

但目前的调整程度还没有超过以往几次金融危机中股市下滑的幅度(例如2008-2009年美国股市下滑了54.9%)。随着疫情的加速恶化和各国管控模式的调整,疫情对全球经济冲击的第二步就会全面显化,即各国经济及全球经济出现“休克停摆效应”。如果实体经济快速停摆,必定导致全球高债务和高杠杆露出几大薄弱环节:



第一大薄弱环节是非金融企业债务率不断快速上升。疫情和经济快速恶化的几个大经济体:一是法国,其非金融企业债务率从2008年的145.2%上升到2018年的180.6%,目前疫情处于加速期,而经济已经处于零增长区间;二是俄罗斯,其非金融企业债务率从2011年118.5%上升到2018年的178.7%,在油价急剧下降的冲击下,经济已经出现负增长。根据美国国际金融研究所统计,全球非金融企业债务已经超过200万亿美元,公司收益已经无法覆盖正常的还本付息,借新还旧已经成为高负债公司的普遍模式,这种模式在这种大冲击中必定崩溃。

第二个薄弱环节是债务高企和货币错配的新兴经济体。按照IMF和BIS等机构统计,世界大部分新增金融债务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全球五分之二的发展中国家面临或陷入债务困境的高风险。到2019年第三季度,新兴市场国家的“硬通货”债务规模达到8.3万亿美元,较10年前增长了4万亿美元,增加的债务中有逾85%都是美元债务。到2019年底,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外部债务与出口比重的中位数已从2008年的100%上升至160%。在部分国家,该比率已升至300%以上。汇率波动以及国际金融市场剧烈波动,必定带来严重的债务偿还与资金错配问题。

第三个薄弱环节是美国市场快速增长的企业杠杆贷款和高收益债,以及持有这些资产的银行贷款基金和高收益债基金。美国非金融企业债务中,2018年高收益债占比10.8%,达到1万亿美元,比2008年增长33%;杠杆贷款11%,达到1.15万亿美元,比2008年增长109%;BBB债券占比28.2%,达到2.61万亿美元。

第四个薄弱环节是绩效持续恶化的各国中小企业。全球化和技术创新导致“赢家通吃”现象十分严重,导致很多行业大量盈利和资源集中在巨型头部企业,而中小企业出现前所未有的脆弱性。在疫情冲击的前期,大部分人将关注点集中在大型金融公司和大型企业,把这些系统重要性机构作为政策转向的风向标。但是,疫情带来的短期休克停摆效应往往对小微企业更加严峻。这些小微企业往往在这种外部冲击下快速出现倒闭潮,从而导致经济循环和微观基础发生变异。即使这些冲击很短暂,但也可能产生持续的供给和需求损失。在恢复期,这些企业和经济生态链的恢复比大企业更复杂、更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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